2026-09-30 随笔：追星的政治形式——从共同情绪到神的消费主义
2026-09-30 追星的政治形式——从共同情绪到神的消费主义
拿掉「偶像」两个字，就是一部组织动员手册
我想用一句很尖锐的话来形容这种现象：「在东亚，追星是年轻人唯一真正在从事的政治活动。」
这里的「唯一」是一种修辞，不能当成对整个东亚政治参与的事实判断。真正想指出的是，有些追星活动已经不只是喜欢一个人的作品，而是在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，处理忠诚、资源分配、公共注意力和群体之间的竞争。
打开一些顶流偶像的粉丝社区，你会看到大量粉丝跨时区协同行动、分级管理，有统一的话语口径和财务公示制度，对「叛逃者」施加及时的社会惩罚。为了争夺公共注意力资源的分配权，向敌方阵营发动有组织的舆论攻势。
上述行为，拿掉「偶像」两个字，换上某个政治目标，就很像一部完整的组织动员手册。
这里不是说所有追星都是政治，也不是说欣赏一个演员、喜欢一个歌手，就一定是在参与某种组织。我更想讨论的，是其中那些高度纪律化、把共同情绪转化成集体行动的部分。
它们和我们通常认为的政治活动之间，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远。
表演者的低贱，未必只是因为「不务正业」
而这些人以如此严密的纪律追随着的偶像，从事的恰恰是表演。
在不少传统社会里，表演者的身份长期受到贬抑。清代「倡优隶卒」的身份分类，把优伶与娼妓等群体置于低下的等级，其本人及后代的科举资格受到严苛限制。虽然雍正朝有除豁贱民的改革，后来的资格限制和社会歧视仍然持续存在，不能简单说成所有后代永远不得科举。〔1〕
罗马法里的 infamia，也会让演员等人蒙受法律和社会地位上的限制。处于这一状态的人被称为 infames，但这并不等于一笔勾销了他们的全部公民权利。〔2〕
早期基督教中，也存在把演员继续从事表演或教授表演，与能否参与教会共融联系起来的排斥。比如三世纪的西普里安，就在一封讨论演员的书信中表达了这种立场。不同地区、时期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，不能把它们合成一条始终不变的禁令。〔3〕
这些例子来自不同的制度，原因也不能完全归成一种。但几种文明中反复出现对表演者的贬抑，还是很值得想一想：他们究竟生产了什么，为什么一边被需要，一边又被轻视？
流行的解释往往把演员的低贱归结为不务正业。他们不耕田、不织布，不生产可以果腹御寒的物品，只能依附于他人的剩余财富生活，因此被视为一种寄生性的职业。
然而，这种解释并不充分。传统社会从来没有只按照是否直接从事生产劳动，来划分人的尊卑。
士人不耕而食，官僚不织而衣。他们不仅没有因此沦为贱民，反而构成了整个等级秩序的上层。
所以，真正决定一个职业地位的，未必只是它是否生产粮食和布匹，还包括它所生产的东西，是否已经被既有秩序纳入并授权。
士人生产经典解释、政治文书和道德秩序，官僚把这些原则转化为制度。宗教也可以在被纳入秩序之后，承担教化、祭祀和安顿人心的功能。
表演者却可能更加危险，因为他们同样生产意义，塑造善恶，组织情感，却未必需要经过官府、书院和经典的许可。
能够组织情感的人，为什么需要被压低
一出戏可以让几百个互不相干的人，在同一个时辰里流下相似的眼泪，涌起相似的愤怒，并在散场之后，带走同一套关于忠奸、善恶和公道的判断。
一首在村口传唱开来的歌谣，也可能越过一个又一个村庄，把同一种委屈、嘲讽或不安，植入彼此陌生的人心中。
他们不要求听众识字，也不要求人们理解抽象的政治语言。他们通过人物、旋律、笑声和眼泪，把判断直接变成记忆。
从这个角度理解，儒家把「礼」与「乐」并称，就很有意思。秩序并不只依靠法令和典章维持，也依靠对情绪节奏和共同感受的编排。
在印刷尚未普及、很多人无法阅读书面文字的社会里，戏剧、说唱和民谣，是能够在大量人群之间制造共同情绪的重要媒介。
因此，把表演者置于低下的身份之中，不能仅仅理解为对游手好闲者的道德惩罚。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制度性的降格：先把他们规定为轻薄、淫邪、不可信任的人，从而压低他们解释公道、评价政治和代表民意的资格。
这当然不是对所有历史歧视的唯一解释。身份制度、宗教观念和身体伦理，都可能参与其中。但我这里更想抓住的，是这种轻蔑的政治作用。
真正被防范的，未必只是某一个演员，而是一种未经正式授权，却能够组织大众情感的力量。
掌权者对表演者的鄙视，并不单纯来自轻蔑。这种轻蔑本身，也可能成为压低其公共权威、限制其社会影响的一种治理方式。
表演与政治，不是简单的民主和帝制二分
沿着这个方向看，表演的地位，和一个社会怎样组织共同情绪之间，存在着一条值得关注的联系。
古雅典的戏剧节，是城邦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活动。悲剧、喜剧与祭祀、竞赛相连，戏剧中的讨论，也和城邦公共议题发生联系。剧场不只是今天意义上的娱乐场所。〔4〕
依赖公共说服和群众动员的政治，自然会看重这种在人群中间制造共同情绪的能力。
但不能因此把历史写成「民主社会一定抬高表演者，帝制社会一律压低表演者」。政治体制、表演者的职业地位，以及统治者是否使用表演，并不是同一件事。
一个秩序可以贬抑演员，同时需要戏剧、歌舞和仪式；也可以把某些表演者纳入其中，让他们替自己组织情感。
所以，更值得追问的可能不是「这个社会要不要表演」，而是：谁可以表演，谁有资格解释这些表演，又允许它们把共同情绪带到哪里去？
到了现代，革命、工业化、世俗化和大众媒介的发展，改变了旧有的身份秩序，也扩大了表演的传播范围。原来面对一个剧场的声音和面孔，现在可以面对整个国家，甚至跨越国界。
这股力量的走向，也比「表演者终于被解放了」这样的叙述复杂得多。它可以被引向不同、甚至彼此对立的方向。
好莱坞：把共同情绪导向消费
一个方向，是好莱坞。
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逐渐成熟的制片厂制度里，明星的生产和管理，越来越成为一套可以重复运转的工业流程。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，少数公司把制作、发行和放映连接在同一个体系中。〔5〕
选角、改名、塑造身世、安排宣传、管控公众形象和婚恋叙事。这套流程表面上在制造娱乐产品，但也在组织公众怎样想象一种值得向往的生活。
当大量工人和城市居民走进电影院，对着荧幕上被灯光和剪辑美化的面孔，投入羡慕、向往、代入和模仿，这些集体情绪就可能被引向消费欲望，而不是对现实处境的集体追问。
这里有一处需要说清楚：不能用「大萧条期间，美国电影院上座率不降反升」来证明这种作用。实际的观影人次也受到冲击，平均每周观影人次从一九三〇年的约九千万，降到一九三三年的约六千万。〔6〕
但是，即使观众减少，电影仍然在为大量人提供一种周期性的想象和代偿。我们仍然可以问：这些白日梦，是让人暂时离开困境，还是也在让人接受，困境只应该通过个人的成功和消费来解决？
我更想从后一种可能去理解明星工业。锁定大众心理中最柔软的那个位置，把那里积蓄着的能量，转化成票房和消费行为。
这可以看作资本对表演者政治力量的一种利用方式：收编、包装、投放，让娱乐在某些时候承担安抚不满、维持既有秩序的功能。
并不是说所有电影都只有这一个作用，也不是说存在一份让所有明星都照着执行的统一计划。而是即使不需要这样的计划，商业结构也可能持续奖励那些能把情绪转化成消费的形式。
反建制运动：把共同情绪导向街头
而在同一个世纪里，另一个方向则是反建制运动。
从六十年代起，民权、反战、女权和反殖民等运动中，音乐经常承担着很重要的表达和动员作用。
鲍勃·迪伦的歌声与民权运动相连，约翰·列侬的歌声与反战诉求相连，朋克摇滚则表达了不少青年对整个体面世界的唾弃。
歌手和乐队，在大量互不认识的人中间，同步点燃某一种愤怒或希望，让一群原本分散的个体，在那个瞬间感觉到，自己属于一个拥有共同诉求的集体。
伍德斯托克名义上是音乐节，但它也呈现出了一种临时公共生活的形态。面对远超预期的人群，主办方、医务人员、参与组织工作的社群及志愿者，共同承担了食物、医疗和人群秩序等事务，而不是几十万人完全凭空、自发地建成一套制度。〔7〕
从这个角度看，它不只是几场演出，也可以被理解为一次带有反文化色彩的共同生活尝试。
这和政治领袖在广场上发表演说，在情绪动员的某些功能上很接近。但让人一起感动，和完成政治决策、建立公共制度，毕竟仍然有区别。
这是反建制一侧对同一股力量的利用方式：把情绪导向街头，而不只是导向商场。
资本用明星安抚，社会运动用歌声动员。两者看似对立，底下却踩着同一个认知：谁掌握了在大规模人群中间，同步制造强烈共同情绪的技术，谁就掌握了政治运作的一种古老原理。
情绪动员的力量，也携带着同一种危险
所以，我这里说「追星具有政治性」，并不是指每个粉丝都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。而是说，它可以以声音和面孔为介质，以情绪的大规模同步为机制，生产一种集体行动。
然而，任何高度依赖情绪同步的公共活动，都需要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。
让剧场里的人共同悲伤、愤怒的技艺，和让政治集会中的人共同愤怒、恐惧的技艺，可能长在相近的脉络上。
当一个社会的集体判断，越来越依赖于谁能激起更强烈的情绪反应，而不是谁掌握了更准确的事实、更经得住推敲的论证，公共生活就会朝着一个危险的方向倾斜。
苏格拉底的审判可以成为这里的一个提醒，但不能把他的死简单归结为「一群被修辞感染的公民投出了不理性的一票」。审判涉及不敬城邦诸神、败坏青年等指控，也处在具体的政治与宗教背景中。〔8〕
真正值得保留的警惕是：合法的集体程序，并不会自动保证判断的正当；强烈的共同情绪，也不会自动变成事实和正义。
崇拜和情绪动员一旦压过事实、论证和对异议的容纳，这种力量就可能成为危险。它不是某一种制度独有的，也不是群众参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，而是公共生活需要持续防范的问题。
在选举政治里如此，在饭圈冲突里也可以如此。
为什么特别想到东亚：参与的通道，和参与的感受
但是，上面这些还不足以解释，我为什么特别想到东亚的追星产业。
即使把「上帝退场」和「革命退场」，理解为某些社会里传统信仰和宏大政治叙事的吸引力减弱，它们也不是只发生在东亚的变化，更不能理解为宗教和社会运动已经从全世界消失。
那为什么东亚一些追星社群，会呈现出如此高的组织密度和动员强度？
一个可能的方向，是看集体参与的需求，和人们能够接触到的参与方式之间，有没有落差。
在某些社会里，政党、社区、工会和社会运动，能够分担一部分组织冲动和归属需求。但是，把它写成「西方有这些通道，东亚没有」，也不准确。
日本、韩国并不是不存在选举、结社和集体行动制度。日本宪法明确保障集会、结社及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权，韩国宪法也对这些权利作出规定。〔9〕
所以，不能把整个东亚压成一个制度相同的整体，也不能仅凭追星的高度组织化，就直接推导出公共参与通道完全缺席。
但反过来，制度上存在通道，也不等于每个年轻人都能从中获得一种具体的感受：「我的参与，改变了某个结果。」
我更想追问的，正是这个层面的落差。一个社会制造出了大量受过教育、有组织能力、有强烈集体行动冲动的青年，他们到底能在哪里使用这些能力？能在哪里感到，自己不是只被安排，而是在参与？
如果公共参与很遥远、很难进入，或者长期感受不到反馈，而消费社会提供了即时、清楚、可以排名的结果，那么追星就可能成为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窗口。
我投了票，名次上升了；我参加了宣传，话题被更多人看到了；我们共同投入，对方就被压下去了。
这些结果未必改变现实世界的制度，却能够非常直接地让人体验到，自己正在和别人一起，改变一个可以看见的东西。
归属需求不会凭空蒸发，但也不能用一个根源解释一切
组织冲动和归属需求，不会因为缺少合适的出口，就凭空蒸发。它们会寻找容器。
追星是其中一个很光鲜的容器。某些带有强控制性的团体，也可能通过秩序、仪式和共同身份，承接相似的需要。
这里可以比较它们怎样处理忠诚、归属和异议，但不能直接说，日韩的一切高控制宗教团体和高度组织化的饭圈，都共享着一个已经被证明的单一根源。不同团体的形成，还有各自的历史、利益结构和具体条件。
我想抓住的是一种可能的机制：当人对归属、对秩序、对「把自己交付给某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」的渴望，没有找到能够容纳自己的公共关系，就可能投入最近、最容易进入的组织。
不管这个组织叫后援会，还是叫别的名字。值得警惕的，也不是它有一个共同爱好，而是它是否把这种归属，变成了不允许退出、不允许怀疑的绝对忠诚。
好莱坞和六八的组织形式，为什么可以在这里合流
从这个角度看，某些追星社群像是好莱坞模式和六八式动员的合体。
这里说的是结构上的相似，不是要证明饭圈的管理制度，都是从某场左派运动直接继承下来的。
从好莱坞那一端，它有对崇拜对象的高度商品化。偶像被设计、被包装、被投向市场，热度耗尽之后，再被下一批新人替换掉。整个生命周期，越来越像一件需要不断更新的商品。
从社会运动那一端，它有高度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动员能力：分级管理、统一口径、忠诚考验，以及对「叛逃者」的清洗。
但好莱坞至少还裹着一层叙事。哪怕虚假，它仍然在向大众贩卖某种关于另一种生活的想象。六八式的反建制动员，则至少有一个方向：反对压迫、改变世界，让一些事情变得不一样。
而我这里所说的那种封闭的饭圈动员，最让我不安的，是它可能保留了精密的组织和狂热的投入，却把要改变的世界，缩成了一个偶像的排名。
忠诚可以在真金白银和全部情感里被测量出来。至于这股力量要把公共生活带到哪里，反而不再重要。
斗争的形式没有缺席，被缩小的是方向
粉圈之间的撕逼和攻伐，搜集黑料、制造谣言、发动惩戒式的舆论围攻，在结构上，很像教派之间的教义战争和政治集团之间的路线斗争。
只是赌注从政权、制度或教义，缩到了一个偶像在排行榜上的名字。
「出征」「反黑」「阵营」「战报」「叛徒」，这些挂在粉丝嘴上的军事和政治词汇，并不只是修辞。它们描述着确实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情：一群经过组织的人，为了争夺某种公共资源的控制权，对另一群同样经过组织的人，发动协调一致的攻势。
从动员、执行，到惩罚、清洗和收编，斗争的形态可以一个环节都不缺席。
我说「方向被清空」，不是说参与者没有自己的意义，也不是说所有粉丝群体都不能参与公益或公共事务。而是说，在这种封闭的竞争里，集体行动最终能改变的东西，被压缩得非常小。
如果年轻人难以想象改变这个世界，如果关于改变的念头，在他们接触到的话语里，总被标注为幼稚、危险或者不可能，那么消费就可能成为最容易被承认的一种行动。
而当消费承接了太多原本不只是消费的激情，它自己也会膨胀、变形，长出远超原来边界的东西。
从消费商品，到消费一个人，再到消费一尊神
你不再只是在消费一件商品，你在消费一个人。
他的脸、他的声音、他的人设、他的全部公共存在，都被陈列、估价、比较和丢弃，和货架上的商品，越来越接受相似的待遇。
你甚至不再只是在消费一个人，你在制造一尊神。
为他建立仪式，组建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共同体，发动「圣战」，然后再消费这尊神。
从商品的消费主义，走到了人的消费主义，最后走到了神的消费主义。
一个社会把活生生的人，当作可以批量生产和定期报废的消费品来崇拜、排名、丢弃，我觉得，这可以成为政治想象力收缩的一种症状。
因为当你难以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，就很容易拿现有世界里最闪亮的那些碎片，来填满自己，然后把这种填充叫作热爱。
这句话同样不能用来否定所有真实的热爱。喜欢一首歌，被一场演出打动，和把一个人的全部公共存在，纳入不容异议的消费与组织纪律，仍然是两回事。
我更想批评的，是后面这种，把人的存在、粉丝的归属和集体行动，都锁进同一个商业回路的方式。
不要把结构性的匮乏，怪罪在承受匮乏的人身上
有人看到这些，给出的诊断是：年轻人把时间浪费在追星上了。
但这个诊断，可能把结构性的匮乏，怪罪在了承受匮乏的人身上。
值得追问的问题，应该朝着另一个方向。
这些年轻人在追星过程中，已经展示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、投入意愿和集体协作效率。这些素质放到很多真实的公共行动里，都是推动变化需要的基本要素。
而此刻，其中相当一部分，被倒进了一个精确复制着政治斗争的许多形态，却不以改变公共制度为目标的回路里。
形式被保存下来，内容却被收缩成商业系统里的一次次竞争。
所以，我真正想问的，不只是他们为什么愿意为一个偶像投入这么多。而是一个社会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机会，让这些能力和热情，能够进入更广阔的公共生活。
到底有多少条路让人觉得遥远、困难或者无效，才会让这些组织才能、不计代价的热情，以及足以在别处产生真实影响的集体意志，最终交付给一个排行榜上的名字？
谁占有屏幕，谁也在参与塑造审美
我觉得，前面讲到的占有屏幕的原因，也和我之前对时尚的一些思考有关。
现在大家其实不太知道什么是时尚，因为大家都在讲，时尚是一个轮回。
呈现在大众面前、占有流量最多的那些东西，大概率就是大家说的时尚的样子。
比如，以前大家也追求过胖，也追求过瘦。到底胖好还是瘦好？胖是美的，还是瘦是美的？
大家的审美，其实会受到公众媒体宣传，或者短视频媒体里流量最多的内容塑造。
什么东西展现得最多，大家就容易认为，那是自己最应该去消费、最应该去追求、最应该变成的样子。
而能够持续影响公众媒体宣传口径的，往往有资本的力量参与其中。
这不等于资本说什么，所有人就会毫无差别地接受什么。平台的分发、用户的反馈、不同社群的选择，也在参与这个过程。
但至少，反复出现在眼前的东西，并不只是被动地满足一个早就存在的审美。它也在让我们逐渐相信，某种脸、某种身体、某种生活方式，才是应该被看见和追求的东西。
这就又接回了追星。偶像不只是被观看的人，他也可能成为一套关于什么值得向往的标准。粉丝争夺的不只是某个人的名次，也是在争夺某一种形象，能够继续占有屏幕、占有公共注意力的机会。
所以，从组织共同情绪，到组织集体行动，再到组织人们怎样想象美和生活，这些事情可能并不是分开的。
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喜欢一个人、追求一种时尚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什么能够被看见，什么值得投入，什么可以被想象成另一种生活，也都在被一起塑造。
按口述整理，署日期为 2026 年 9 月 30 日。关于情绪动员、消费和政治想象力之间的关系，保留为这里提出的一种解释，而不是仅凭几个史例已经证明的普遍因果规律。
史料核对
以下资料用于核对具体史例和制度表述，并不代表它们支持本文全部解释。
- 〔1〕故宫博物院《从〈红楼梦〉看雍正帝除豁贱民改革》：良贱身份、除籍改革与后代科举资格限制。
- 〔2〕William Smith 主编《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》「Infamia」条；《UnRoman Romans》附录「Infamia」：法律身份与权利限制，不能等同于丧失全部公民权利。
- 〔3〕西普里安《书信》第 60 封，致 Euchratius，讨论继续从事或教授表演者参与教会共融的问题。
- 〔4〕Colette Hemingway《Theater in Ancient Greece》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：古雅典戏剧节与公共生活。
- 〔5〕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指南《The Studio Era》：制片厂时代的制作、发行和放映体系。
- 〔6〕剑桥大学出版社《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》千禧年版，表 Dh388–391：电影观影人次、票房与票价。
- 〔7〕Bethel Woods《Woodstock Festival Grounds Historic Site Cultural Landscape Report》：音乐节中的组织、食物供给、医疗与人群管理。
- 〔8〕柏拉图《申辩篇》，尤其第 17a、24b 段：修辞与真实的区分，以及针对苏格拉底的指控。
- 〔9〕日本宪法第 21、28 条；韩国宪法第 21、33 条：集会、结社及劳动者集体行动权。